中央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定公布后,各種關于建設新農村的理論探討文章和建議文章很多,還有關于新農村建設的各種報告會、論壇、沙龍等，都在談論這個議題。筆者根據自己多年對農村現狀和三農問題的觀察，對這次新農村建設進行了一些思考，給關心新農村建設的官員、專家學者和廣大農民朋友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首先應該搞清楚幾個概念：就是農村的概念，和什么是新農村，還有建設的概念，這決不是玩文字游戲，而必須要弄清楚，才能理解新農村建設的深刻含義。那么什么是農村呢？是從戶籍意義上講還是從產業意義上講，還是從社會形態意義上講呢？如果從戶籍上講，那么居民絕大多數都是農業戶口的就算農村的話，又要對戶籍制度進行討論，討論戶籍的意義和其合理性，因為戶籍區隔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形態有其歷史的原因，而當時的歷史時期的外部因素全部改變后，在當時應對那種外部因素的戶籍制度，能否做為劃分今天社會的標準是值得懷疑的。例如，全國各地無論大中小城市，都有‘都市村莊’，他們的居民大都是農村戶口，但誰也不能讓他們跟真正的農村掛上鉤，因此首先應該排除這個劃分辦法。那么，以產業劃分怎么劃分呢？就是單位區域的居民收入中，農業產業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來劃分，如果農業收入占其總收入的50%以上，那么，該區域就屬于農村的話，那么在我國的沿海地區，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等還有內陸的一些區域，它們那里的居民農業已經占到很小比例，有的甚至在10%以下，那么這些地區還算不算農村，如果不算農村，又算什么。大家都熟悉的華西村，其農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例在3%以下，一直以來都做為新農村建設的典型，如果按這種辦法去劃分，那么，它現在根本就不屬于農村了。他作為新農村的典型也就失去了實際意義，只能算做農村通過自身工業化，從而演變為小城鎮的范例。那么，如果說按居民生活的社會形態去劃分，似乎更難，因為做為居民的生活形態有多種因素，而各種因素應該具有多少權重，目前世界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按人口密集度？按就業形態還是按什么都沒有一個統一的尺度，因此，是農村還是小城鎮還是小城市，沒有辦法去界定。那么我們現在在對農村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衡量尺度的情況下，搞新農村建設，似乎很難有的放矢，會有很多根本就不是農村的地方獲得建設上的錦上添花，而真正的農村因為吸引不了大眾的眼球隊而不能建設。因此，對于農村概念的理清是個十分迫切的問題，只有弄清這個問題才能涉及新農村和建設的問題。

再說建設，我們一講建設，我們就馬上認為是大興土木，是拆舊翻新，是重新規劃設計，是破舊立新。我認為建設應該有多方面含義，從廣義上說，不僅交通、通訊、電力等設施建設叫建設，法規體系的建立、修訂和完善也是建設；社會文化體系和道德體系的重構是建設，比如對“八榮八恥”的宣傳普及等；新社會風尚的推崇是建設；鄉村治理的民主建設和政治文明建設也叫建設。村容整潔為什么只理解為破舊立新，就不能理解為推進文明衛生的生活方式呢？我們的教育體系和衛生體系從硬件上都是比較完備的，我們需要的是從管理方式和體系上進行重新調整。很多人一講的國家戰略，首先想的就是國家撥款，政府主導，官員實施，上級監督的舊體系，或者是大躍進式的重新回歸大鍋飯。根本就沒有考慮體制的改革。其實我們建設新農村，著重點應該在體制的改革上，從過去政府買單政府管理的體系，轉變為財政支持，民主監管的體系。讓錢真正用到該用的地方，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項目的預期受益人，通過一種體制和程序，監督資金的運用和項目的進展，并且有權力選擇項目的負責人和實施者，這樣的體系建設，才是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和重點。

那么，什么叫新農村呢？

按照中央提出的“生產發展、生活寬余、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是對新農村建設的要求。筆者認為，這僅是一個籠統的描述，跟新城鎮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作為新農村到底是什么樣子，還必須要借鑒現成的經驗才能有個直觀的認識。應該說今日發達國家的農村，就是明日我國的農村。從國際經驗來看，不論是土地資源相對廣闊的歐美還是土地資源相對匱乏的日本、韓國及我國的臺灣，表現出來的新農村是，占總人口相對少量的農民，以機械化的方式從事集約化的農業生產；農產品交易和農業技術、生產資料和服務市場化；農民參與市場組織化；生產產品專業化。其實我國也擺脫不了這樣的規律，目前正處在大量的農業人口，向城市轉化，大量農業勞動力轉向工業生產的過程中。如果這個過程，不受人為的限制，那么，經過一代人的過程，我們就能逐步形成發展現代農業所需要的外部條件，也就形成新農村的最終形態。這時的農村才應該是需要進行建設的“新農村”。目前處于動態化的農村，不僅不是我們現在需要加大力氣建設的新農村，還應該是通過政府幫助，市場引導，加速健康演化過程的，逐步淘汰合并的農村。

　從農業產業來講，其經濟上的比較優勢從來都遠遠低于工業，同時，承載的勞動力和勞動的數量來講，也不可能消化那么多的勞動力，無論從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歷程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實踐經驗和教訓，以及我國目前的社會發展階段，以及實際情況，工業化過程，必然要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因為資本的逐利性，必然向效益更好的方向和地域投資，而城市無論其基礎設施還是配套設施便捷程度，金融服務和信息傳遞成本等因素，必然使大量的工業項目集中于城市，工業項目需要勞動力，而農業項目又不需要那么多的勞動力，勞動力的轉移就成了必然。中國因為人為的戶籍桎梏，限制了伴隨著勞動力轉移的城市化進程，而造成了中國獨有的“農民進城打工”現象，如果讓進城務工的勞動者能在城市生存和生活下去，那么，健康的城市化進程將會持續。

目前，其實絕大部分農村其實正在經歷著一個空心化的過程，青壯勞動者都出去打工，使農村現在主要以老人、婦女兒童為主體。這樣長期下去，肯定要導致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在這里不再詳述，但隨著社會的進程，發育的逐漸成熟，真正的城市化將不可避免，進城務工的勞動者能平等體面的在城市定居，在近期內是必然要實現的。因為不這樣，積累巨大的社會矛盾一旦釋放，將是我們所擔負不起的巨大的社會成本，隨著進城務工勞動者大軍的增多，因戶籍籬笆導致的巨大社會不公，逐漸成為積累社會矛盾的干柴，這些干柴積累到一定數量，一旦遇到一丁點兒的火星，都可能釀成沖天的烈焰，具有巨大的社會破壞力。因此目前的行政當局必然會在近期去改變這種不公，釋放由此積累的矛盾，緩和積怨。既使采用不徹底的改良措施，也有可能造成已經不可逆轉的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和農村的實質性的空心化，進而走向農村的萎縮。那么，在這個農村處于動態的萎縮之中的過程中，怎樣搞新農村建設呢？真正的新農村按照本人的理解，應該是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與工業第三產業與農業的經濟效益之比相適應，土地承載的勞動所獲得勞動報酬與從事工業勞動報酬相當時的勞動力數量時，由真正的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人組成的農村，才叫新農村，我們要建設也只能建設這樣的，由少量的從事農業生產人口，從事現代農業生產的農村，那時的建設新農村才是真正的有的放矢的建設，才不會流于形式，才不能導致巨大的浪費和滋生巨大的腐敗黑洞。否則，如果現在在這樣一個動態中的農村進行建設的話，就很可能因農村劇烈的變化而導致失敗或重復無效建設，導致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浪費。

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不僅僅表現在經濟方面、社會方面，還表現在體制方面、制度方面。這種二元體制結構在一定歷史時期也許是不得已而為之，但就現在來說，已成為城鄉差距不斷拉大的重要表現和原因。因此，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包括由此所采取的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重大措施，其意義固然表現在很多方面，但從根本上說還在于要逐步消除城鄉二元體制結構。其中有些問題的解決，用法律的語言來說，就是使農民成為與市民同等地位的公民；用WTO的語言來說，就是使農民享受國民待遇；用市場經濟的語言來說，就是使農民成為平等的市場競爭主體。如果我們從這一角度來認識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意所在，就會使我們不僅從感情和道理上 而且能夠從法律和體制上來認識和解決農民進城問題和農村城鎮化問題。

　　由此，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實際也是不斷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一個長期的過程,只有這樣,才能促進農業勞動力的正常流動,才能推進社會形態伴隨我國工業化進程而健康的演進。如果我們真能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實際行動中，通過各項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實施，扎扎實實、一個一個地在逐步消除城鄉二元體制結構上解決一些問題，就能更大程度地解放農民、解放農村生產力。有的認為，過去提“城市化”，后來提“城鎮化”，現在又提“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實際上是在一步一步地倒退。這種觀點顯然是把二者看成是對立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與城鎮化不能說沒有區別，但從本質上說，是統一的，而且可以說是城鎮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之所以這樣說，首先是因為，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中國的城鎮化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大城市化，也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中小城鎮化。在相當一個時期，必然是大城市、中小城鎮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同步推進的城鎮化，是三維結構同時并存的城鎮化。通過城市化戰略拉動新農村建設進程,才能真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不作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義，而且還會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譜寫更新的篇章。這才能真正推進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不但進入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新階段，而且進入到真正推進實質上的城鎮化、工業化帶動農村現代化的道路。

為什么要進行新農村建設呢？

其實，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由很多，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理由，第一，為了社會的穩定；第二，為了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第三，為了解決我國面臨的通貨緊縮問題。那么，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進行新農村建設，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能不能達到新農村建設所要達到的這些政治社會和經濟目標。

衡量任何一項活動，是否合理，是否有價值和意義，首先要看他要達到的目標是否有價值，再看通過實施這個活動能否達到設定的目標，最后還要看通過實施這項活動，達成目標的投入是否具有經濟可行性，新農村建設也一樣。通過我們對十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文件的學習，我們發現，建設新農村的政治目標是實現穩定的需要，通過建設新農村，可以創造一個和諧的農村。社會目標是解決三農問題，從而解決城鄉長期分割，國家投資和社會保障的供給失衡導致的農村落后，農業低效，農民貧困。而經濟目標是通過建設新農村，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醫療衛生，教育文化建設的投入，拉動需求，從而緩解或解決城市生產過剩，市場疲軟為特征的通貨緊縮問題。

從目標設定上看，以上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也是十分尖銳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也是十分緊迫的。因此，從目標設定上是沒有任何問題?，F在關鍵要看，解決上以問題，通過新農村建設能否得以實現，這才是這個命題是否成立的核心。首先，無論從政治目標，經濟目標或社會目標，其本質是三農問題，“三農“成為問題這本身就十分成問題，農村問題不是農村有問題，農民問題，更不是農民有什么問題，農業問題，當然也不是農業本身存在什么問題，三農問題的實質是我們長期有問題的三農政策，造成了三農問題?？梢娙r問題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那么，解決三農問題，就必須從解決引起這些問題原因的外部因素入手加以解決才是有效的。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是農民收入無法提高，農民數量龐大，總體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素質差就業難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就解決了三農問題的核心。

有人也同意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低的問題，但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是還有農民群體大的問題，如果我們象美歐那樣，農業人口只占國民人口的5-8%，那么即使收入低，我們還可以通過財政補貼或其它經濟財政手段予以解決，而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貧困接近于絕對貧困，不是相對收入低的問題，同時數量占國民總數的80%，數量很大，那么解決這個問題就十分復雜。(對于貧困為什么我用絕對貧困呢，絕對貧困就是指其收入不是以維持吃、穿、用、行，教育和醫療服務這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農村孩子因上學致貧、生病致貧、輟學等現象，都說明了農民的生存狀態不是與城市居民收入比較低的問題，而是絕對的不能維持持續的生活保障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從減輕負擔，種糧補貼，義務教育免費等可解決部分生活問題，但不從再生產的角度解決,那將都是杯水車薪的，解決不了實質問題，因為中國農村人多，而做為要素的土地人均太少這個矛盾不解決，那么大量的勞動閑置，就是隱性失業，而這種隱性的失業狀態，是農民貧困的最主要的原因.不解決這個問題，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是不可能的。

現在有專家以八十年代沒有三農問題，是農村經濟的黃金增長為參照系,認為現在的農民問題是因為土地、勞動力和金融流出農村的結果。我們認為，八十年代是在短缺經濟的前提下發展鄉鎮企業的，現在市場情況已經完全改變，已經成為真正的買方市場的情況下，再現那種村村冒煙，處處點火的辦廠模式是沒有出路的。首先這樣的企業應對市場變化能力值得懷疑。其次，配套的相關企業也不可能都建在一起，配套成本就肯定高（如果建成配套齊全的工業體系的話，就不是農村了，已經變成城市了）。同時，分散的鄉鎮企業，從能耗、產業升級、人才、環保以及交通、通信配套設施都不是優勢，即使建設這些設施，其投入成本和維護費用也是社會不可承受的非理性選擇。更不是分散的企業運營所能承受的，只要不是從事壟斷性行業，就沒有任何與同行競爭的能力。因此，從經濟角度還是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都沒有推廣價值。我們換個角度看，當時為什么三個要素要流出農村呢？是市場配置的結果，我們不能現在再倒退回來，要政府重新來強制這些要素回到農村，這不僅是改革的倒退，更是做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傻事和蠢事，我們國家和人民吃這樣的虧太多了。

那么從發展農業生產來看， 農業的特點是季節性和市場滯后性，在世界范圍內，農業都是弱勢產業，即使在集約化程度相當高的西方，農業也是受到保護和補貼的產業，大家都可以看到歐美關于農業補貼問題爭論了多少年，始絡解不開這個死結，WTO多哈回合談判的核心，也是農業補貼問題。在集約化情況下，農業的收益問題尚不能得以解決，那么，在我們農業人均只有一畝多地的情況下，利用發展生產來解決農業收入問題不是緣木求魚又是什么？因此，在中國目前情況下，通過發展農業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是絕對不可能的。再加上農業是高耗能高耗水產業（化肥、農藥都是以石油、煤炭為原料），我國不但土地稀缺，同時能源相對緊張，水資源嚴重缺乏，要搞高效農業不僅市場環境不允許，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也是沒有出路的。再加上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從產業效益比較上，農業也遠遠趕不上工業。歷史已經早已證明，提高收入，只有走工業化的道路，走城市化的道路。每減少一個農民不僅減少一個農產品的生產者。同時，也增加一個農產品的純消費者，同時，農產品是主要以食物生產為主的產業，其產量的提高，在消費者一定的情況下，不會刺激消費量的同步增長，那么必然導致價格的下降。因此，以國民的大多數從事農業生產不僅從經濟上講是不合理，不經濟的，從發展的觀點和社會進步和觀點也是極其荒唐的，因此，說解決三農問題，首先要解決農業收入問題的話，那么，只有必須堅決的減少農民這一條路,只有減少農民，讓農民順利的進城，從事工業和服務業活動，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否則，利用修補政策，只能使矛盾緩解，但又一定會使矛盾進一步積累，最終必然導致出現突發性的大問題，那樣對整個國家和民族來說將是災難性的。

再從經濟目標來看，通過新農村建設，怎樣拉動內需。先看導致我們生產過剩的原因是什么，再來看通過怎樣的新農村建設，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國生產過剩，不能單從中國來看問題，也不能靜態的分析。一個多世紀的世界工業化，使工業化國家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迅速實現了現代化。但他們是建立在少數人從事工業生產，全球多數人消費的基礎上的，是個長期的過程。每次的產業升級，都是一部分人從工業物質生產走向非物質生產領域，留下的空缺，讓新進入工業領域的第一產業勞動者填補。產業升級一旦落后于向工業化轉移的速度，就會產生以生產過剩，通貨緊縮為標志經濟危機。中國從九十年代開始工業化進程，速度是神速的。短短十幾年內，數億的勞動力從隱性失業狀態的農業轉移到工業生產領域，以低廉的價格從而吸引世界各大制造業列強，紛紛來華設廠生產，國內企業也迅速行動，工業生產能力大幅增加。加之另一個人口大國印度也在此時同時進入工業化，使進入工業物質生產的能力，遠遠超過世界產業升級的速度，從而不可避免的導致全面的過剩。導致世界商品交易環境的迅速惡化，經濟摩擦愈來愈激烈。這才是我們目前通貨緊縮的根本原因。

大量的農業勞動力進城務工以后，他們長期在城市或企業所在城鎮生活，作為消費的主體并不在農村。是目前的城鄉二元政策，使他們把目前的工作生活地作為臨時住所，限制了消費欲望。同時，由于同樣理由造成的他們不確定的對未來的預期，使他們也不敢消費。不給這部分人國民待遇，不解決他們的養老、醫療保險和子女教育等后顧之憂，給他們一個有期望的確定的未來，啟動這部分的消費，只能是一相情愿的。農村留守的人員，即使有好的基礎設施，孩子成年后，都大部分要去城市打工了，他們更沒有大量消費的理由。因此，要拉動消費，更不能只看到農村。一個沒有優勢產業的農村，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必須在那里生活，他們是拉動消費的主力。因此，正確的做法，還是要順其自然，他們只要能在城市就業和生活，在他們放棄土地經營權的同時就給他們平等的市民待遇，這樣，就會出現原來的短期行為沒有了，消費理性了，市場才能活躍。但對于我國目前生產過剩的狀況有沒有作用，那是另外要討論的問題。

綜上所述，新農村建設，將是一個伴隨著國家工業化、城市化的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對農村的行政管理體系進行持續的制度創新，以適應日益變化的農村需要和國家發展要求；需要進行戶籍制度的改革和制度創新，以適應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發展進程；不能以新農村建設為理由，限制或引導農民返回農村，畫地為牢，永遠的做農民，更不能以城市容量、資源為理由，給農村勞動力向工業轉化設置障礙。要認識到，城市化的進程是個不可違背的客觀規律，農民進城也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理性選擇，應該給予必要的尊重，更是新農村建設的必要條件，應該在適應這種變化的基礎上，改變過去過時的法規和政策，創造出一個公平的社會環境。要從實際出發，事實求是的分析農村的發展動態和社會發展規律，有的放矢的進行，才能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健康、穩定、有序的進行。不可以急噪和冒進，也不可無所作為。